危机爆发：在“临界点”以前

　　临界点：特别重大的突发事件本身就是危机事件，事件发生的严重性本身就超过了危机的临界点，因而这类事件的发生本身就是危机的发生。所以，有的学者甚至直接把危机定义为突发危机事件的理由也在于此。如《危机管理》的作者丹尼斯·斯密斯认为：“危机是指难以处理的且具有危险性和破坏性的事件或状态”。但事实上一般的突发事件与危机全面爆发之间会有一个程度上的落差，突发事件若得到妥善处置并不必然会导致危机的全面爆发。只有当突发事件达到某个“临界点”后，才导致系统正常运行中断或失序的紧急状态。故而在“临界点”之前，可以说还是“准危机”状态，还未升级为导致整个系统运行中断与失序的全面危机状态。

　　危机爆发：在“临界点”以前，公共危机的周期才进行了一半，即出现了自然或人为的突发事件的“准危机”状态；在“临界点”之后，公共危机才全面爆发而“导致系统正常运行中断或失序的紧急状态”。这一紧急状态是一种特殊的危害状态，它使已有的突发事件产生连锁性不良后果，而导致更大范围的恶性事件产生。有时候，突发事件本身(灾难事件除外)只是一个“药引子”而不是危机的根源，存在于组织之中的薄弱环节或“积弊”才是危机的真正根源。但由于体制上的“盲点”或者社会—技术系统的缺陷，这些根源性因素并不能为领导者所认识，或者认识到了但没有花费力气去改变。

　　公共危机的程度和状态，举两例进行说明。以国际政治危机为例，正如欧文·杨所认为的那样，即正常的政治流程被突然打断；持续时间短；发生暴力的可能性上升；以及对国际政治中的某些系统(或关系样式)的稳定产生重大影响。以国际军事危机为例，即“国际间因某种矛盾激化而导致的一种破坏正常国际关系的恶性状态，是一种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当前平衡状态的现象。它既非和平也不是战争，而是介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混沌态’”(《关于20世纪军事危机的理论思考》。

　　阶段四，危机事末：转折点与危机转化。

　　转折点：危机产生后，有一个危机处置的“转折点”，这是一个把危机转化为契机的关键点，处置得当事态变化的后果朝优化方向发展，处置不当事态变化的后果朝恶化方向发展。危机应对是全面治理危机的启动，政府、企业、传媒、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都是危机应对中的参与者，政府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这时，危机的转折点十分重要，如果转折点把握得不好，危机就会转向恶化状态，并可能引发新的更大的公共危机。如果转折点把握得好，危机则会转向优化状态，使社会系统的运行从失序或中断中得以恢复。以国际危机的转折点掌控为例，“它既可能导致国际社会新的不稳定和混乱，也可能使得国际社会某一矛盾得以解决；它既可能是通向战争的最后一个阶梯，也可能是走向长期和平的最后一道山梁”。(《关于20世纪军事危机的理论思考》)

　　危机转化——优化：“9·11”对美国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突发性灾难。如何有效应对这样的危机，关键在于危机“转折点”的把握，把危机变为转机，以充分体现一个国家危机决策的“战略理性”或“全面理性”。美国在战略理性上力求通过“9·11”事件，努力与大国进行合作。如2002年9月20日发表的布什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今天世界大国发现我们站在同一边——联合起来对付恐怖主义、暴力和混乱的危险”，“我们将用在大国之间建立良好关系的方法来维护和平”。布什在同年另一次讲话中还特别强调：“我们得到了百年不遇的最佳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之间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

　　危机转化——恶化：危机恶化即危机处置不当，产生危机的“失稳效应”，进而危及整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与安全。在危机应对的实践上，美国一意孤行，绕开联合国和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单方面军事占领伊拉克，并主导伊拉克战后进程，出演了一起单边主义的“权力政治”的“国际游戏”。“9·11”事件发生后，恐怖主义被美国政府宣布为是“战争”，或者说恐怖主义是“战争”在当代的另一种新形式。因而美国用武力反恐，结果导致了“越反越恐”的危机恶化结果。

　　阶段五和阶段六，危机事终与危机事后。

　　危机事终管理，也即危机善后工作指危机的后期工作，尤其指危机局势得到基本控制开始阶段的工作。不同危机的发展过程不同，性质、状态、危机局面的控制态势等存在差异，所以，危机后期工作从何时开始并没有统一标准。当危机控制、解决后，仍应进行危机事后管理，建立危机事后回馈系统。“事后管理”具有如下重要作用:恢复秩序，恢复心理，检验预案，检验管理，检验设备，检验系统，检验法制，修正预案，修正训练，追究责任人，杜绝类似危机再发。

　　实现安全发展的最重要途径就是坚持“预防为主”的根本方针，把事故消除在萌芽状态，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只有彻底消除事故隐患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公共安全基础薄弱的状况，才能彻底有效防范和控制重特大事故，最大限度地减少事故，才能真正实现公共安全。要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