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就没那么难了

　　而在乔伊纳德器材公司，我们的做法却与此相反。相比于文图拉市，我们更在意的是崇山峻岭。这座小城坐落于一片油田产区，盛产柠檬，街上充斥着一间间旧货商店和一堆堆有害垃圾，那条小河也是一潭死水，得开车走出很远才能进入大自然的怀抱。

　　旅途中，我们看到世界的偏远角落正在发生的事情：环境污染和乱砍滥伐四处蔓延，鱼类和野生动物逐渐消失，而且消失的速度越来越快。我们也看到家乡附近正在发生的事情：已经生长了几千年的红杉死于洛杉矶的烟霾，在潮汐地和海藻床生活的生物数量锐减，沿海土地急剧开发。但我们的家乡似乎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开始读到有关全球变暖、热带森林遭到砍伐或着火、地下水和表层土壤快速流失、酸雨、水坝淤积导致溪流被毁等诸如此类的报道，这些环境遭到破坏的景象是我们在旅途中亲眼所见的。我们慢慢意识到，虽然参与拯救土地、河流，为保护环境而战的人们数量较少，任务也非常艰巨，但是这些人都在积极奉献，还是能够取得显著成效的。

　　在这段时间，我们中的一些人去市议会参加了一次会议，目的是帮助保护当地的冲浪场所。我们隐约知道，文图拉河曾经是鲑鳟鱼的一个主要的栖息地。20世纪40年代，河上修建了两座大坝，河水便改道了。除了冬季降雨外，流到河口的只剩下从污水处理厂排出的污水。在市议会的会议上，几位专家出席作证，说这条河已经死亡，即使疏通河口，对所剩无几的鸟类和野生动物，或者我们的冲浪场所，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然后，马克·卡佩利（Mark Capelli），一名外表羞涩，只有25岁的生物学学生，给大家播放了一些幻灯片，内容都是他沿河拍摄的照片。照片中有栖息在柳树上的鸟类，有麝鼠和水蛇，还有在河口产卵的鳗鱼。当幻灯片上出现一条孵化不久，首次由河入海的小鲑鳟鱼的时候，每个人都站起来欢呼。是的，还有50条左右的鲑鳟鱼每年仍然从海中溯流而上，回到我们这条“已经死亡”的河中产卵。

　　开发计划被终止了。巴塔哥尼亚公司给马克提供了办公场地、一个邮箱和一小笔捐款，帮他打响保卫文图拉河的战斗。越来越多的开发计划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文图拉河之友逐一击败它们并清理河道，增加河水的流量。野生动物开始增多，回来产卵的鲑鳟鱼也逐渐多了起来。

　　从马克身上我们学到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草根只要努力也可以有所作为；第二，经过努力之后，已经退化了的栖息地是有可能恢复的；第三，自然界不是默默地存在于遥远的地方，它存在于旷野之外，就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在我们出产石油的农业小镇上，我们可以尽己所能，给它一些空间，帮它茁壮成长。我们有责任这样做。

　　儿童托管

　　20世纪70年代初期，乔伊纳德器材公司的所有人之一多琳·弗罗斯特（Dorene Frost），常常带着女儿马纳（Marna）一起来上班，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合适。当乔伊纳德夫妇的儿子弗莱彻（Fletcher）出生之后，马琳达（Malinda）也把他带来了。后来，其他员工有了宝宝后也会带他们来上班，以此类推。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你经常可以在公司里看到，有婴儿毛毯搭在电脑显示器上，摇铃和火车之类的玩具散落一地。孩子当然是会哭的，所以公司里常常会听到孩子们的哭声。

　　他们的哭声会影响工作，这促使我们将提供日托服务的项目提上议程。我们当时并没把这当作进步的措施，因为那时在工作场所，有人专门照看孩子的情况是十分罕见的，我们甚至不知道这就是进步。当了妈妈的员工只是想离自己的宝宝近一点，可以给宝宝喂奶，宝宝哭了也能及时哄哄。

　　公司里的男士以及没有孩子的女士，包括我们的CEO，都不同意把巴塔哥尼亚公司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资金和场地用来办“托儿所”。但是，有了妈妈们的支持，马琳达顽强地追求这份事业，并最终获胜。孩子们留了下来，而他们改善了我们的工作质量。

　　首先，看到孩子们在院子里玩耍的景象，听到他们的声音，让人觉得公司更有人情味，而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企业。其次，孩子的存在使得成年人意识到自己作为哺乳动物的责任：他们首先是孩子们眼中的大人，其次才是企业的员工。最后，我们的儿童托管服务、母亲和父亲休的产假、弹性工作制等政策，使得公司里的女性员工有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此外，安妮塔·费托（Anita Furtaw）在托管中心一干就是20年，对于育儿的事情她知道得很多，新手爸妈们得益于她的建议，以及她和其他工作人员提供的高品质服务。孩子们的成长令人欣慰，我们为此感到自豪，就像我们为自己生产的衣服感到自豪一样。

　　提供就地儿童托管服务被证明是一个很好的商业决策。作为加利福尼亚州最早提供就地儿童托管服务的企业之一，当我们后来又冒险做一些其他公司没有做过或很少有人这样做的事情时，比如提出弹性工作制或轮流值班等举措，感觉就没那么难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