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为12.1％（陈毓圭

　　因此企业总是千方百计维持良好盈利能力的形象，诸如盈余管理行为、会计政策的选择目的就在于此。国内外实证研究证实，亏损企业在首次亏损之前存在普遍的盈余管理行为（陆建桥，1999; Leuz et al. , 2002(3)），尤其当高级管理人员的个人薪酬与公司经营业绩相挂钩时，盈余操控成为管理层普遍的理性选择(4)。而从公布规范业绩考评指标的上市公司来看，净利润都是必选的重要指标，甚至成为唯一的考量指标。当然，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也可能存在做低会计盈利的动机，如为了将来更好的业绩而在经理层更换年度进行“big bath”，以及为了应对监管当局的管制人为做低账面利润。但是，如果企业持续经营状态良好，新管理层虽可能人为降低利润，但也不致超越“盈亏”临界点，因为如此彻底的“big bath”造成的经济损害过大，而且通常在年中进行的经理层更换迫使新经理层减少过分做空利润的动机；同样，旨在规避监管的上市公司权衡利弊之后，也不大可能硬将持续经营良好的公司做成亏损公司。

　　各国的“持续经营”审计准则也都将企业亏损作为持续经营高风险的重要信号。我国证券市场非标准审计意见的分布证实了审计师将首度亏损视为高风险事项的观点。据统计，1999年全部上市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为19.64％，2000年为14.48％，2001年为13.38％，2002年为12.1％（陈毓圭，2003），而同期首次亏损的公司当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比重分别为63.04％、52.17％、48.28％和27.38％，远远高于平均水平。综上所述，当企业出现债务违约或首次净亏损时，我们就可以将企业界定为持续经营风险显性化，即持续经营高风险(5)。

　　确定了持续经营高风险样本之后，我们还需要选择与持续经营高风险公司相对的持续经营低风险公司，对照样本的选择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实证研究的效果和效率。自Beaver（1966）提出“配对抽样”建模以来，大部分后续研究都严格按照行业、公司规模和所处期间等标准进行一对一配对抽样 (Altman, 1968；陈静，1999；陈瑜，2000；吴世农、卢贤义，2001)。不过，这样处理造成了样本中两类公司的比例与它们在总体中的比例严重不一致，从而可能夸大预测模型的判别效果 (Zmijewski, 1984)。此外，配对抽样还可能把作为配对标准的因素排除在模型之外，而这些因素很可能是解释持续经营高风险的重要因素 (Beaver, 1966; Altman, 1993; Ohlson, 1980；陈晓、陈治鸿，2000)。

　　作为改进，陈晓、陈治鸿（2000）选取了t-2年净资产收益率 (ROE) 低于5％的公司作为控制组(6)。但是，这样处理却犯了另外的毛病。t-2年ROE低于5％的非ST公司包括亏损公司和微盈公司两类，这两类公司很可能都已经陷入持续经营高风险，前者已经烂到无法通过盈余管理行为掩盖，而后者尚可用此掩饰。它们与ST公司的区别只是风险所处阶段不同：前者尚处于高风险萌芽期，ST公司则已经显性化。如果把两类本质相同的公司人为划分为高风险公司和低风险公司并进行判别分析，那么，所构建模型鉴别的就不是高风险存在与否，而是风险的严重程度。这也正是陈晓、陈治鸿（2000）模型鉴别能力显著低于陈静（1999）和吴世农、卢贤义（2001）模型的原因之一。Peel & Peel（1987）采用英国公司作为样本进行破产预测研究，发现“当配对的非破产组包括亏损公司样本时，模型解释能力和判别准确性都显著降低”。而“对投资者或债权人来说，他们更关心的是能不能从业绩较差的公司中预测出高风险公司”（陈晓、陈治鸿，2000）。与此目标相适应的模型应当基于高风险公司和真正低风险的公司而构建，因此我们选取与高风险样本处于同一行业，并且在1999—2001年期间内营业利润/总资产(7)始终不低于5％的低风险公司作为对照样本，此类公司低风险的特征也得到了审计师的认同。该类公司1999—2001年期间收到非标准审计意见比重分别为5.26％、1.39％和1.32％，不仅显著低于首次亏损公司非标准审计意见比重（三年分别为63.04％、52.17％和48.28％），也显著低于市场整体水平（三年非标准审计意见的比例分别为19.64％、14.48％和13.38％），而且低风险公司被出具的非标准审计意见都属于程度最低的“无保留意见+说明段”类型。

　　纵观现有研究，检验模型预测效力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种：构造模型样本的误分类率、其他样本的误分类率、交叉检验法、后续样本检验法；从预测的本质看，只有后续样本检验法才真正符合预测的应有之义 (Zmijewski, 1984)。因此, 我们的研究采用后续样本检验法，即用后来年份的数据检验根据前几年数据构建的模型。企业持续经营高风险鉴别和预测研究的目的在于及早鉴别和预测出可能存在高风险的公司，而“高风险易感公司”主要存在于业绩较差的公司（陈晓、陈治鸿，2000），所以检验模型好坏的标准应当主要在于能否较好地从“绩差”公司中识别出真正的高风险公司。这样，“绩差”公司就构成了我们的检验组。

　　3.1.2实证研究期间

　　直到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