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华公关南京

　　在以上例子中，我们已经将时间作为使词语意义发生改变的主要因素。但如果我们再引入种族因素，我们将会看到，在同一个时代里，在文明程度相同但种族相异的人群中，同样的词语也往往与迥异的概念相对应。没有丰富旅行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这种差异的。因此我不打算强调这一点。我只想指出，正是那些被不同民族的群体使用最多的词语，有着最迥异的含义。比如在今天被如此频繁使用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词。

　　事实上，它们在拉丁民族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中代表着截然相反的观念和形象。在拉丁民族中，“民主”这个词意味着在国家所代表的集体面前抹除个人的意志和自主权。国家日甚一日地支配一切，集权、垄断并制造一切。无论是激进党、社会党还是保皇党，所有的党派都无一例外地要时时求助于国家。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地区，尤其是在美国，同样的“民主”一词，则反过来意味着个人意志的强有力发展，与国家意志的尽可能退让。除了警察、军队和外交之外，人们不受国家的任何支配，包括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同一个词，在一个民族里指的是对个人意志和自主权的抹杀，以及国家的优越，而在另一个民族里则意味着这种个人意志、自主权的极致发展，以及国家意志的彻底退让[33]，也就是说，这个词包含着截然相反的意义。

　　2.幻觉

　　自文明的曙光以来，群体就一直处在幻觉的影响之下。他们为幻觉的创造者建造了最多的庙宇、雕像和祭坛。从曾经的宗教幻觉，到现在的哲学和社会幻觉，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接连兴起的每一个文明中，都能发现这些骇人的力量在统治着人们的心灵。古巴比伦和古埃及的神庙，中世纪的宗教建筑，都以它们的名义建起；整个欧洲长达一个世纪的动荡，也以它们的名义发动。而我们所有的艺术、政治或社会观念，无一能够逃脱它们的强大印记。人类有时能够推翻它们，代价是可怕的动荡。但人类似乎又注定会重新唤回它们。没有它们，人类不可能走出最初的野蛮状态，没有它们，人类可能很快就会坠回那样的状态。也许，它们只是些无用的幻影；但是，这些我们梦想的产物，却促使各民族创造出了辉煌的艺术和伟大的文明。

　　“如果有人在博物馆和图书馆里，在教堂广场上，摧毁了那些由宗教所激发出的艺术作品和建筑物，那么人类伟大的梦想还会剩下些什么呢？”一位作者这样总结我们的教义，“让人怀抱希望和幻觉吧，没有这些，他们就无法存在。诸神、英雄与诗人，也是因此而存在。在五十年间，科学似乎承担了这样的任务。但是在那些渴望理想的心灵里，科学的欠缺之处，在于它不敢过多承诺，在于它不知道如何撒谎。”

　　上个世纪的哲学家们满怀激情地投身于对宗教幻觉、政治幻觉和社会幻觉的摧毁当中，而在漫长的数个世纪里，我们的祖辈就是在这些幻觉中生活的。摧毁幻觉的同时，希望与顺从的源泉也随之枯竭。在牺牲掉的幻想背后，他们发现了大自然盲目且无声的力量。这力量对软弱毫不留情，也不知慈悲为何物。

　　不管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哲学依然无法提供给群体任何能够令他们着迷的理想；可是，由于群体无论如何都需要幻觉，于是他们就像趋光的昆虫那样，出于本能地走向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幻觉的教唆者。民族的演化过程中最主要的因素从来不是真理，而是谬误。如果说社会主义在今天能够如此强大，那是因为它是唯一还存活着的幻觉。尽管有那么多科学的论证，但它依然在不停壮大中。它最核心的力量在于，它的捍卫者们完全无视现实，于是可以大胆地向人类承诺幸福。如今，这种社会主义幻想盛行在历史的废墟之上，而未来是属于它的。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面对那些不令人愉快的事实，他们宁可转过身去，将谬误奉为圣典，只要这谬误能够引诱他们。谁知道如何带给他们幻觉，谁就能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试图令他们幻灭，谁就成为他们的牺牲品。

　　3.经验

　　经验几乎是唯一能够让真理在群体心中落地生根，让过于危险的幻象灰飞烟灭的有效手段。但是，必须让经验能够在一个非常大的范围内实现，并且循环反复。一代人的经验往往对下一代人没有用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被援引来作为论据的历史事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它们唯一的用途就是证明，经验必须被一代又一代重复，才有可能产生某些影响力，才得以动摇到深深根植于群体头脑中的某一个错误观念。

　　我们的世纪，以及上一个世纪，恐怕会被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当作是一个充满了奇异试验的世纪。没有哪个时代曾经有过如此多的尝试。

　　最宏伟的试验就是法国大革命。直到屠杀了数百万人，让整个欧洲陷入动荡二十年，人们才发现，要想彻底改造一个社会，不可能依据纯粹理性的指导。五十年内经历了两次毁灭性的试验，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