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日报公关
在群体的头脑中形成一时的意见非常容易,但要建立持久的信仰就十分困难。而这样的信仰一旦建立,要想摧毁它也极为不易。往往唯有以暴力革命为代价才能对它进行变革。甚至只有当信仰在群体的头脑中几乎完全失去控制力的时候,革命才能发挥其力量。这个时候,革命的作用就是对那些几乎已被抛弃的东西做最后的清理,因为习俗的枷锁还在阻碍人们彻底放弃它们。事实上,一场革命的开始,即是一种信仰的结束。
一个伟大的信仰开始衰亡的确切时刻是很容易辨识的——那就是它的价值开始受到质疑的时刻。一切普遍信仰不过是一种虚构,它们得以存在的唯一条件就是不遭受考验。
不过,即使一种信仰已经摇摇欲坠,但以它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制度仍然保持着势力,并且消散得十分缓慢。当信仰终于彻底失去了力量,它所支撑着的一切也就立即崩溃。任何一个民族,在信仰改变之际,文明中的所有元素都注定要发生转变。
这个民族的一切都在发生转变,直到接受一种新的普遍信仰;在此之前,整个民族不得不处在无政府状态中。普遍信仰是文明不可或缺的支柱;它们引导着思想的走向。唯有它们能够唤起信念和责任。
各民族一直都感觉得到获得普遍信仰的好处,它们本能地知道,普遍信仰的消失意味着衰亡的到来。对罗马的狂热崇拜,曾帮助罗马人征服了世界,而当这种信仰消弥,罗马也走向灭亡。同时,也只有当那些野蛮人获得了某种共同的信仰,他们才得以摧毁罗马文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团结一致,并走出了无政府状态。
因此,当各民族捍卫自己的信念时,总是带着毫不宽容的态度,这显然不是没有原因的。这种不宽容,从哲理角度看,应该是备受批评的,但它代表的却是各民族最不可或缺的生存之道。正是为了建立或维护普遍信仰,中世纪有那么多人被送上火刑柱,那么多发明家和革新者即便逃脱酷刑,也郁郁而终。正是为了捍卫那些信仰,世界上才有那么多动乱,才有成千上万的人们战死沙场或即将前往赴死。
建立一种普遍信仰可谓困难重重,但一旦它彻底扎根,它就具有了长期不可征服的力量,而且无论从哲理上看它有多么荒谬,它依然能够占领最明智的头脑。十五个世纪以来,欧洲各民族不是一直认为他们的宗教传说是不可辩驳的事实吗?而倘若我们进一步审视,会发现这些传说就和莫洛克神[49]的故事一样野蛮[50]。一个上帝会因为他所创造出来的生灵不服从他的意志,就在其儿子身上施加酷刑进行报复,这样可怖的神话,数个世纪以来竟无人发现它的荒谬性。那些天赋过人之士,如伽利略、如牛顿、如莱布尼茨,都一刻也未曾对这些教义的真实性产生过质疑。没有什么能比这个事实更好地证明普遍信仰的催眠作用,同样地,它也最有力地证实了我们在理智上令人汗颜的局限性。
一旦一种新的教义在群体的头脑中生根,它就会成为各种制度、艺术和行为生发的源泉。此时它对人们头脑的操控是绝对的。实干家一心想着让它变成现实,立法者致力于将它付诸实践,哲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则都醉心于如何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诠释它。
从基本信仰中可以派生出一些短暂的观念,但它们始终带着其原生信仰的印记。埃及文明、中世纪的欧洲文明、阿拉伯的穆斯林文明都衍生于寥寥几种宗教信仰,并在各自文明的最细微之处都留下了它们的印记,让人一眼就能辨识出来。
因此,拜这些基本信仰所赐,每个时代的人们都被一个由传统、观念和习俗所构成的网络所包围,这个网络让他们彼此相似,并且从来无法摆脱它的藩篱。人们往往是被这些信仰以及由信仰所衍生的习俗所支配。它们规定着我们生活中最细微的行为,哪怕是最独立的头脑也不敢妄想摆脱它们的控制。真正的暴政,其实就是不知不觉中对人们头脑的支配,因为唯有它,你无法与之作战。提比略[51]、成吉思汗和拿破仑无疑是可怕的暴君,但是,躺在坟墓深处的摩西、佛祖、耶稣、穆罕默德、路德,他们对人类心灵实行的专制恐怕更为深刻。一次谋反可以推翻一个暴君,但对于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呢?在与天主教的暴力对抗中,尽管有群众的明确支持,尽管采用了像宗教法庭一样无情的破坏手段,但最终我们的大革命还是屈服了。人类所遭遇的唯一真正的暴君,始终都来自死者的阴影,或人类自己编织的幻象。
普遍信仰从哲理上看往往荒谬,但这从来不会成为它们取得胜利的障碍。这种胜利甚至是以这些信仰中所含有的某些神秘的荒谬性为条件的。因此,当今的社会主义信仰尽管有着明显的破绽,但不妨碍它们赢得人心。与各种宗教信仰相比,它们真正的次等之处只在于:宗教信仰许诺的幸福理想只有在来世实现,没有人能够对它的现实性提出异议。而社会主义的幸福理想要在现世就得到落实,而对它的追求一旦开始,其许诺的空洞性就会暴露无遗,新信仰的权威也随即灰飞烟灭。所以,它的力量只能增长到信仰获胜、理论要付诸实践的那一天为止。正是因为如此,虽然这种新宗教像之前的所有宗教那样,在最开始时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它却不能像它们那样,在之后发挥创造者的作用。
2.群体意见的多变
我们刚刚阐述了牢固信仰的力量,而在牢固信仰的表面,还存在着一层生生灭灭的意见、观念和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