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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群体是由脾性迥异的个人组成，那么，群体对自己所目睹的任意一个事件所进行的歪曲，似乎应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传染的作用下，对事实的歪曲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都表现出了相同的性质和方向。群体当中的某一个体对事实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的关键点。圣乔治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墙上，这个画面肯定是先由在场的某个人率先看见，然后才被所有的十字军所看见。通过暗示和传染的作用，一个人所指示的奇迹，会立即被所有人接受。

　　历史上频频出现的集体幻觉就是在这样的机制下产生的。这些幻觉看上去具备了一切关于真实性的标准特点，因为它是被成千上万的人所观察到的现象。

　　若想反驳上文所言，没有必要考虑构成群体的每个个人所具备的智力水平。这一水平无关紧要。一旦个人成为群体的一员，鸿儒与白丁一样都丧失观察的能力。

　　这个论点似乎充满矛盾。为了彻底地论证它，必须研究大量的历史事实，就是再写几部书都不足够。

　　然而，我不想让读者觉得这些论点无凭无据，我将会给他们列举一些实例，这些例子都是从我们可以援引的大量事例当中随机挑选出来的。

　　以下选取的就是集体幻觉事例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件，因为被这场集体幻觉所席卷的群体包罗了各色人等，最愚昧无知的人、最学识广博的人，都在其中。这件事被海军上尉朱利安·费利克斯在他所写的关于海流的书中偶然提及到，并曾被转引在《科学杂志》上。

　　护卫舰“贝勒—波拉”号在海面上寻找在风暴中失散的巡洋舰“波索”号。当时正是大白天，阳光灿烂。突然，值勤士兵发现了一艘失事小船的求救信号。全体船员向信号点望去，所有人，从军官到水兵，都清清楚楚地看到，在漂浮着求救信号的失事船只后面，拖着一块木筏，上面满满全是人。而这其实只不过是集体的幻觉。德斯福斯上将派出一艘小船前往营救遇难者。在接近目标时，船上的官兵都看到“成堆的人躁动不安，纷纷伸出手”，听到“许多的声音混在一起，沉闷嘈杂”。当小船抵达，他们却发现自己面前只有几根被风从附近海岸刮来的树枝，上面盖满了树叶。在这样触手可碰的事实面前，幻觉才消失了。

　　在这个事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集体幻觉是如何运行的，而且我们已经解释过这个机制。一方面，是处在守望状态中的群体；另一方面，是值勤士兵发现海面上遇难船只的求救信号，这一行为带来了暗示。这个暗示通过传染作用，被所有在场官兵所接受了。

　　群体的人数甚至不需要很多，就足以毁掉人们正确观察眼前事物的能力，真相会被毫不相干的幻觉所取代。只要几个人聚集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群体，那么，哪怕他们全是杰出的学者，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之外，还是会表现出群体的所有特征。他们每个人所具有的观察力和批判精神立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对此，敏锐的心理学家达维先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案例，它被最近的《心理学年鉴》报道过，在此也非常值得详述一番。达维先生召集了一群杰出的观察家，他们当中包括英国最著名的学者之一华莱士先生。在集会上，达维先生让观察家们检查了物品并按自己意愿做好标记之后，在他们面前演示了一系列经典的通灵现象：灵魂显形、石板题字等等。然后，他收集这些杰出的观察家们所写的观察报告，报告中无不认定自己所观察到的现象只有通过超自然手段才能获得。而达维先生则向他们揭示，这些现象只不过来自简单的骗术。“达维先生的研究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这篇文章的作者写道，“不是骗术本身有多么神奇，而是外行的目击者所提供的报告有多么不可靠。”他说，“因此，目击者们可能提供出大量来自实证却完全错误的报告，但由此而来的结果是，一旦他们的描述被认为是正确的，他们所描述的现象便不能用骗术来解释。达维先生发明的方法如此简单，以致人们对于他竟敢使用这样的方法而感到吃惊；但他确实具有支配群体大脑的能力，能说服群体相信自己看见了事实上并没有看见的东西”。这通常是催眠师作用于被催眠者的能力。但是当我们发现，这种能力能够作用于高智商的头脑，况且这些头脑还是预先持有怀疑态度的，我们就可以想象，让普通群体受骗上当，是多么容易的一件事了。

　　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报纸上正充斥着关于两个小女孩在塞纳河溺水身亡的报道。有十二个左右的证人言之凿凿地说自己认出了这两个孩子。所有证言如此一致，不容预审法官有任何怀疑。他签署了死亡证明。然而，就在葬礼即将举行的时候，人们在偶然中发现，他们本以为已经遇难的孩子仍然好好地活着，而且与溺亡的孩子几乎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就如前面提到过的好几个案例一样，第一个下断言的目击证人本身就是幻觉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