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公益宣传片拍摄公关公司

　　治好。”殷岳也走到柳青青身边，拍着她肩膀说：“买过彩票吗？有几个人中过奖？目前这个病的治愈率是95%，你是老百姓，就像95%的人买彩票中不了一样，你也是这里面的。”

　　“你不知道这话对我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拍拍我们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医生看我们的眼神有多重要！虽然隔着护目镜，可是我看到了医生那种坚定、信任、不带一点犹豫的眼神，那种眼神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眼神的力量绝对比激素厉害！”柳青青说，医生一走，她和苏雅抱头痛哭，“在这么困苦的时候，别人全身心地信任你，你一下就觉得有了力量。”

　　柳青青说，是医生的眼神和家人的爱支撑着她们熬过“肺炸了”的极度痛苦。从那天起她就下决心，活过来一定要重返一线。“别的什么都不带，就把这种眼神带去，病人需要的就是这种眼神！”

　　柳青青是幸运的，她碰上了一个正在学习心理学的医生，而在这个医生背后，还有心理医生在支持和指点。

　　“4月30日早上，我一醒，脑子里突然跳出三个字‘人与仁’。‘人’字的结构是相互支撑，而‘仁’字是二人合作。”同仁医院临床心理科的赵梅大夫说，北京出现SARS疫情后，她内心一直涌动着一种力量，要为这场战斗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恰在这时，朋友告诉她，有位一线大夫非常希望能得到帮助，赵梅欣然告诉对方自己的家庭电话，一条热线就在心理大夫和一线医生间建立起来。这个医生就是殷岳。

　　年轻的殷岳已经在一线工作两个月了，她看到SARS病人几乎都出现了强烈的负面情绪。那些正值壮年的男性病人，往往接受不了自己染病的现实，拒绝治疗；女性患者，大多悲伤绝望。有的病人表现得非常沉默，陷入抑郁之中；也有的非常暴躁，甚至摔东西，和别的患者打架，对医生出言不逊。“我很想做点什么，可一时又不知道怎么做，就找到了赵梅大夫，她满怀热情地给了我很多帮助。”

　　为了帮助患者建立信心，殷岳画了这样一幅画：左边，是用明亮的桔黄色写的95%，代表当时的治愈率；一道粉红色箭头，指向右边绿色的100%，上面写着“我们共同的目标”。下面有几个手拉手的小人，其中一个头上戴着有红十字的帽子，那是医生。在画面下部，写着：相信自己，你每一分钟的努力都是在向着这个幸福的数字前进。“幸福”二字，殷岳特意用了玫瑰色。

　　SARS毕竟是烈性传染病，在病人无法看到医生表情，医生无法和病人更多交流的情况下，殷岳觉得这种带有色彩的、直观的画，也能帮助病人调节情绪，树立信心。“要是有懂美术的人专门设计一些，印成宣传画，每个病房挂一幅就好了。”尽管殷岳已经结束了一线的工作，她还在惦记着这件事。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理解患者的这些心理感受，特别是每个人都受到疾病威胁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忘记“病”字的中间是个“人”。但是，如果没有人来理解和帮助患者，这些强烈的负面感受所形成的巨大精神压力，会进一步摧毁病人的免疫功能，带来的不仅是更高的死亡率，还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危及他人和社会，比如伤害医护人员、逃跑等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刘津博士说：“病人绝望对谁都没有好处。病人安心治疗，就是为我们大家创造好的环境。”

　　仅有心理医生是不够的

　　尽管有一批心理大夫进入了一线医院，但由于SARS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也由于人们对心理干预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很多医院限制心理大夫在病区出入。即使像郭红利大夫这样能够直接进入病房，毕竟面对的患者太多。许多心理卫生工作者都意识到，更有效的干预是培训临床医护人员，让他们给患者带去战胜疾病的力量。

　　于是，一批心理医生主动提出培训医护人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吕秋云、丛中、马弘、李雪霓几位大夫，给本院派往一线的30位护士和北京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医护人员做了团体辅导；北京同仁医院的赵梅大夫，用意向疗法给进入一线的战友进行培训。中日友好医院的心理医生李子勋在培训中，把容易激发患者负面情绪的行为一条条总结出来，比如，医护人员在医学操作中闭气、紧张、手脚僵硬、动作匆忙不规范、操作后慌忙逃离等，就容易激发出患者的惧感、罪感与心理冲突；在做非常规检测时，不事先征求患者的同意和理解，患者会感到丧失自控与隐私权，容易产生不安全感和敌意……医生们听到这些“闻所未闻”的东西，才知道自己的言行会对患者有那么大的影响。

　　SARS疫情在北京蔓延后，许多心理学和心理卫生工作者就放下手头的工作，“一头扑了上去”。特别是民众中出现恐慌情绪后，他们更是把重心从研究转到了服务上，这在中国还是前所未有的。

　　中国的心理卫生工作者也一直在做着努力。克拉玛依大火、张北地震、大连空难、北大山鹰社山难，都有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医生介入。但即使是这次SARS危机，心理干预也还没有从一开始就纳入政府的危机应对机制，在新近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并没有涉及精神卫生工作。

　　心理卫生工作者也在反思。在SARS危机应对中，由于缺乏整体框架和网络，彼此缺乏协调和分工，有限的专业资源没有很好整合起来，比如在北京，热线就开了七八条。

　　SARS新增病例越来越少了，但心理卫生工作者心头的压力却没有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