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名邻居从公寓的窗户里眼睁睁地看着

　　新客人，于是就让他们也来参加谈话。在一个多小时里，她跟客厅里的客人和电话那头的“外星人”轮流说着话。她太想劝人改变信仰了，简直容不得放过任何机会。

　　 信徒们在态度上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原因何在呢？一开始，他们沉默寡言，对上帝的旨意严加保密，仅过了几个小时，他们就成了热心的宣传家，到处传播神的福音。预言里的大洪水根本没来，不信他们那一套的人会觉得这个教派及其教条全是闹剧。是什么使得他们选择了这样一个完全不合适的时机呢？

　　 一切的关键就发生在“洪水”之夜的某个时候，所有人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预言不会实现。奇怪的是，驱使信徒们宣扬其信仰的，并不是先前的确定感，而是一种逐渐扩散的怀疑。他们稍微摸到了点头绪：要是飞碟和洪水的预言根本是错的，那么整个信仰体系恐怕都站不住脚。对蜷缩在基奇客厅里的人们而言，这种很快就要变成现实的前景太恐怖了。

　　 信徒们已经走得太远了。为了自己的信念，他们放弃了太多东西，要是信念破产了，他们也完了。由此而来的耻辱感、经济成本和旁人的嘲弄，都让人承受不起。从他们自己的话里，可以看出坚持信仰是信徒们的关键需求。一位带有三岁小孩的年轻妇女说：

　　 我非得相信洪水会在21号来袭不可，因为我已经用光了所有的钱。我辞了工作，从电脑学校退了学，我不能不信。

　　 外星人预定到达的时间过了4小时之后，阿姆斯特朗医生对一位研究人员说：

　　 我已经走了好长的一段路了。我几乎放弃了一切，我跟所有人都断了交，我拆掉了回头的每一座桥，我背弃了世界。我绝不能怀疑，我只能相信。事实只有这一个，其他的全是假的。

　　 想象一下阿姆斯特朗医生及其追随者在清晨来临时陷入了什么样的窘境吧！他们为自己的信仰许下了太多承诺，容不下其他真相了。然而，这套信仰刚刚遭到了现实的无情冲击：没有飞碟降落，没有外星人敲门，预言说的一切都没发生。既然唯一可以接受的真理被现实证据彻底否认了，教众们要摆脱困境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它必须为信仰的有效性建立另一种证明形式：社会的认同。

　　 这样就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从保守秘密变成狂热宣传，同时也说明了他们态度的转变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关头——信仰直接遭到否定，更是难以说服外人的时候。他们必须冒险直面外界的嘲笑和轻视，因为宣传和吸纳新人是他们唯一的指望了。要是他们能传播神谕，告诉那些不知情的人，说服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并在这个过程中拉拢新人，那么，他们遭到威胁的宝贵信仰便能更加真实。社会认同原理这样说，认为一种想法正确的人越多，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就越会觉得它正确。教派的任务很明确：既然事实证据无法更改，那就只有改变社会证据了。你能说服别人，自己也必然信服。[17]

　　死亡原因：不确定

　　 本书讨论的所有影响力武器都有适用的条件，在有些条件下效果好些，在有些条件下效果差些。倘若我们要保护自己免受这类武器所伤，那么了解它的最佳适用条件，明确我们在什么时候最容易受它影响，毋庸置疑是最为重要的了。关于社会认同原理最适用的条件，我们已经可以从芝加哥教派的例子中看出一点端倪。信心的动摇，引发了他们吸纳新人的需求。一般来说，在我们自己不确定、情况不明或含糊不清、意外性太大的时候，我们最有可能觉得别人的行为是正确的。

　　 在审视他人反应、消除不确定性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忽视一点微妙而重要的事实：其他人有可能也在寻找社会证据。尤其是在局面模糊不清的时候，人人都倾向于观察别人在做什么，这会导致一种叫作“多元无知”的有趣现象。深入地理解“多元无知”现象，能帮我们解释一道在全国频频出现的谜题（也有人说，这叫举国之耻）：受害者迫切需要帮助，全体旁观者却无动于衷。

　　 看客袖手旁观的经典例子，从纽约市皇后区的一起寻常凶杀案拉开序幕。这件事在新闻界、政治界和科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一位20多岁的姑娘，凯瑟琳·吉诺维斯，深夜下班回家，在住所所在的街道上被杀害。谋杀并不是一件小事，可在一座像纽约这么大、人口这么多的城市里，吉诺维斯事件本来只能在《纽约时报》上占个小小的角落。要不是因为人们犯了一个错误，凯瑟琳·吉诺维斯的消息，本该在她出事那天——1964年3月里的一天就销声匿迹的。

　　 《纽约时报》都市版的编辑A.M.罗森塔尔（A.M.Rosenthal），碰巧在一个星期之后跟市警察局长吃了个午餐。罗森塔尔向局长打听皇后区发生的另一件凶杀案，局长以为他问的是吉诺维斯一案，就说警方调查发现了一些惊人的内情。凡是听说的人（局长也包括在内）都十分讶异，很想找出原因。原来，凯瑟琳·吉诺维斯并不是无声无息，一下子就死掉的。她遭受的攻击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受了许多折磨，弄出了很大的声响，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大街上。袭击者追上她，攻击了她三次，她大喊救命，过了整整35分钟，袭击者的刀子才最终夺走了她的性命。令人难以置信的是，38名邻居从公寓的窗户里眼睁睁地看着，都不愿动动手指打电话报警。

　　 罗森塔尔是个从前得过普利策奖的老到记者，他一听到这故事就觉得它有报道价值。当天，他就派了个记者调查“旁观者眼里的”吉诺维斯事件。一个星期之内，《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长长的头版文章，引起了读者们的争论和反思。报道的头几段就为整个故事奠定了基调，确立了焦点：

　　 半个多小时里，凶手在基尤加登斯跟踪一位妇女，并对其施以三次攻击，而皇后区38位尊敬的、遵纪守法的公民却漠然视之。

　　 有两次，他们的声音、他们卧室突然亮起的灯光打断了凶手的攻击，把他吓跑了。可两次他都回来了，重新跟上她，用刀子刺她。惨剧发生期间，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直到妇女死后，才有一个目击者报了警。

　　 那是两星期之前的事了。但负责皇后区凶杀案调查、干了25年警察工作的助理总督察弗雷德里克·卢森（Frederick M.Lussen）仍然大感震惊。

　　 他能背出一连串凶杀案，但基尤加登斯的刺杀案让他极为不解，因为那么多“好人”居然都不报警。

　　 跟助理总督察卢森一样，震惊和不解几乎是所有知晓这个故事详情的人的标准反应。警察、新闻记者和读者们先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之后便是困惑。38个“好人”怎么可能在那样的情况下无所作为呢？没有人搞得明白，凶杀案的目击者们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回答说，“我确实不知道。”有几个人给自己的袖手旁观找了些站不住脚的理由。比方说，有两三个人解释说，他们“害怕”“不想卷入其中”。不过，稍微推敲一下，就知道这些理由并不成立：只要匿名给警察打个电话，就能救回凯瑟琳·吉诺维斯一命啊！这丝毫不会给目击者将来的安全带来威胁，也不会浪费他们的时间。不，旁观者无所作为，并不是因为害怕，也不是因为害怕给自己的生活添乱。这里面另有内情，只是他们自己也说不清。

　　 但困惑是出不了好新闻的，所以，《纽约时报》和其他媒体——几家报社、电视台和杂志社在跟进后续报道时都强调了当时找得出来的唯一解释：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目击者们漠不关心，根本不想卷进这种事情；美国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麻木不仁的国家；现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冷峻，把人变成了铁石心肠，他们成了“冷漠社会”的一分子，面对同胞的困境，他们表现得无情而又麻木。

　　 为支持这一阐释，详尽描述公众麻木冷漠的新闻报道隔三岔五地刊登出来。不切实际的社会评论家们也发表了一系列议论，支持此种论调。这群人面对媒体的时候，似乎从来就不承认自己也曾感到困惑不解，同时他们还认为吉诺维斯一案有着重大的社会意义，他们都用了“冷漠”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头版报道的标题也是“冷漠”，尽管大家对冷漠的成因各有看法。有人认为冷漠是电视大肆宣扬暴力所致，有人认为是人的攻击性受到了压抑。但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