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因同一的社会环境及身份背景高度关注“热议

　　展望——从微博舆情到“微信舆论场”：舆情事件中微博议题与微信议题的共生与演变

　　正当我们对微博舆情展开深入研究之际，微信出来了，舆情有了新的活动疆域。那么，微信舆情的生成机制、传播模式与微博一样吗？它有哪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未来对网络舆情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的研究能否兼顾微博、微信两个新兴媒体而展开？

　　基于微博、微信在重大事件中推动舆情产生及传播而引发的移动舆论场的发展趋势以及引导舆论走向的重要作用，我们针对微信传播中舆论意见的生成、舆情事件中微博与微信的作用差异展开研究。

　　进一步，结合前期问卷调查结果，对比分析微博传播及微信传播中的议题变化，探讨在舆情产生及推动中的作用。

　　一 研究对象与研究设计

　　为深入分析舆情事件中微信传播与微博传播的差异，我们采取了样本分析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法。其中样本分析是以2014年2月9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管不住的“莞式服务”》播出后，引发的“东莞不哭”舆情事件中微信场域及微博场域的相关议题的内容分析。

　　（一）研究对象与样本选取

　　其中微博样本得到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沈阳教授科研团队支持，取自软件跟踪和数据挖掘后的“每日微博热点9条”，截至2014年2月24日，涉及“东莞事件”的微博热点3条（表8-1）。

　　表8-1 涉及“东莞事件”的微博热点

　　微信样本取自2月9日—2月24日涉及“东莞事件”的部分微信公众号推送消息，分为公众媒体及自媒体两部分。7家公众媒体样本取自2014年2月19日人民网研究院发布的《2013中国报刊移动传播指数报告》[1]中，公众微信影响力靠前的6家纸质媒体《人民日报》、《南方周末》、《新京报》、《华尔街日报》、《壹读周刊》和《凤凰周刊》，以及舆情事件焦点中央电视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表8-2）。

　　表8-2 “东莞事件”中公共媒体样本的微信议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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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家自媒体样本中，包括4家与舆情论争焦点“记者”、“传播”圈群关系密切的“财经记者圈”（财经记者自媒体联盟）、“钛媒体”（科技媒体人社群）、“仟言万语”（传媒人社区）、“记者站”（记者联盟），用户群广泛的“罗辑思维”（订阅用户突破100万），以及首次通过推送消息将此事件引入微信平台的自媒体微信公众号“财经女记者部落”（表8-3）。

　　表8-3 “东莞事件”中自媒体样本的微信议题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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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研究设计

　　按照微博、微信在此次事件中的议题持续时间、出现频次、相关程度进行编码，并进行分析。以舆论产生的本体与客体因素，按照议题内容与事件本身的关联紧密程度，将与东莞扫黄事件直接关联的内容划分为1级，将“记者该干啥”等争议性内容划分为2级，由论争连带引出的背景内容划分为3级，东莞事件为由头引入的扩散性话题划分为4级，并进行编码（图8-1）。

　　研究发现，东莞事件由“扫黄”引起的“记者该干啥”的舆情关注中，涉及转型期中国社会对特殊群体的观照和对主流媒体强势权力的尖锐反控，论争是此次舆情事件的重要特征。

　　二 两大场域的议题对比

　　信息时代舆论意见的产生及舆情传播，已经有学者通过“7·23温州动车追尾”事件，证明了微博是最早最直接的信息源头，并在整个舆情事件中承担了信息扩散、引发论争、形成意见等多重角色。我们从微信议题介入的时间、密切程度、受众影响进行分析。

　　（一）同步介入

　　从时间节点看，微博和微信都在《焦点访谈》播出后迅速形成议题，介入近乎同步，说明无论微博或微信用户，都因同一的社会环境及身份背景高度关注“热议话题”。问卷调查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在‘朋友圈’里发布消息，您的选择标准是？”一题，26.68%将“社会热议话题”当作选择标准，带进个人微信圈引发争议。

　　（二）初期议题高度重合

　　舆情事件初期，微博、微信两大场域的议题呈现较高程度的重合。2月10日、2月11日，议题均围绕东莞扫黄事件本身，如“涉黄酒店老总为人大代表”、“公车出入东莞被抓”等，说明公众焦点仍围绕事件本身，“意见”、“论争”尚未广泛展开并形成规模扩散。

　　（三）微博议题迅速消散，微信议题显现“长尾效应”

　　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