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增长了133%

　　“丝毫不要考虑严谨对称，更多地是考虑方便实用；绝不单纯地因为不一致而去消除不一致；若非感觉到不满，就绝不改革；若要改革，就要彻底解决不满；只针对具体问题对症下药，绝不制定任何范围更大的条款——就是这些原则，从约翰国王时代到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一直指导着我们二百五十年的议会作出决策。”

　　我们应该对每个民族的法律和制度进行逐一检视，才能展现它们是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其种族的需求，以及是否因此而不需被粗暴地改革。我们可以从哲学角度论述诸如集权制的利与弊这样的问题，然而，当我们看到，一个由不同种族构成的国家，它的国民花了一千年的努力来推进集权制；当我们发现，一场以打破所有旧制度为目标的大革命，不仅不得不尊重这种集权制，甚至还将其强化，我们就该承认它是绝对需求的产物，是生存本身的条件。对于那些奢谈毁掉这种制度的政客，我们唯有怜悯他们浅薄的见识。如果他们碰巧做成了这件事，那么，成功的时刻也正预示着一触激发的可怕内战[26]，内战又立即会带来比旧政权更具压迫性的新的集权制度。

　　从以上所述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即不能从制度中去寻找能够深刻影响群体禀性的手段；我们看到一些国家，比如美国，通过民主制度取得了高度的繁荣，但我们也看到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那些共和制下的西班牙语美洲国家，尽管有着几乎完全相似的制度，却生活在极其可悲的混乱当中。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国家的伟大，或那个国家的堕落，与制度本身都是不相干的。各民族受自身性格的支配，一切与其性格不相称的制度，都只不过是一件借来的外衣，一种暂时的伪装。诚然，血腥的战争、暴力的革命一直都在发生，并将继续发生，就为了强行建立这些制度，人们就像看待圣人遗骨一样，将其看作是能够创造幸福的超自然力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制度对群体意识产生了影响，因为它们确实造成了这些动荡。但事实上，并不是制度在产生作用，因为我们知道，无论是成功或失败，它们本身并不具有任何效力。真正对群体意识施加影响的，是幻觉与词语。尤其是词语，我们很快就将谈到这些虚幻却强大的词语所能产生的惊人威力。

　　5.教育

　　在一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主导观念当中（尽管有时候它们只是单纯的幻觉），有一个观念在今天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即认为教育能够显著地改变人，并且绝对能够改善人，甚至将他们变得平等。由于不断的重复，这个论点最终变成了不可撼动的民主信条。如今要想触碰这个信条，就和当年想要触碰教会一样困难。

　　但在这个问题上，就像在其他很多问题上一样，民主观念与心理学和经验所提供的数据有着深刻的差异。包括赫伯特·斯宾塞在内的许多杰出心理学家，都已经毫不费力地证明，教育既不能令人变得更有道德，也不能使人更幸福，它无法改变人的本能和世代相传的冲动；而且有时候——很容易就会受到不良引导——带来的坏处远远大于好处。统计学家已经证实了这些观点，他们说，犯罪现象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或者说至少是某种教育的普及而增长的；社会最坏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通常都曾是学校里名列前茅的人；而且，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杰出的法官阿道夫·吉约先生指出，目前，受过教育的罪犯和文盲罪犯的比例是3000∶1000，并且，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犯罪人数从四十万居民中的二百二十七人上升到五百五十二人，即增长了133%。他和他的同行们还注意到，犯罪率主要是在年轻人中增长，而众所周知的是，正是为了年轻人，法国用免费义务教育代替了收费教育。

　　当然，没有人会坚持说，即便正确引导的教育也无法得出有益的成果。就算它不能提升道德品质，但起码可以发展职业技能。不幸的是，拉丁民族，尤其在近二十年来，将他们的教育体制建立在十分糟糕的原则之上，并且，尽管有那些最优秀的头脑对此提出意见，他们仍然坚持走在错误的道路上。我本人也在另一本著作中[27]指出，我们当前的教育把大多数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变成了社会的敌人，为最糟糕的社会主义阵营招募了大量门徒。

　　这种教育（非常符合拉丁民族的特性）的首要危险在于，它建立在错误的基本观念上，认为智力的发展是通过对教科书的死记硬背。因此，人们致力于尽可能多地去记忆课本；从小学到博士，甚至到教师资格会考，年轻人都只知道背书，他们的判断力和主动性从来没有得到锻炼。教育对他而言，是背诵和服从。“学习课程，熟记一条语法或者一段摘要，不断重复，顺利模仿，如此而已。”前公共教育部长朱勒·西蒙先生这样写道，“这实在是一种可笑的教育，所有的努力都是一种信仰行为，默认教师不会犯错误，这样的教育导致的结果只会让我们贬低自己，变得无能”。

　　如果说这样的教育只是无用，那么我们还可以同情一下孩子们的不幸：有那么多东西他们本应在小学里学会，却被灌输了一堆关于科劳泰尔后裔的族谱、纽斯特里亚和奥斯特拉西亚[28]之间的斗争，或者动物种类划分这样的知识；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带来的危险远比这?